西安交通大學“彭康哲學講壇”第17期學術報告“唯物史觀的具體化路徑及其理論意義”于2021年11月13日下午在線上舉行。報告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宣部文假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唐正東先生主講，我校哲學系王嘉新副教授主持。此次報告吸引了全國各地近百位師生的熱情參與。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已經開始了推進唯物史觀具體化的理論努力，並且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等政治史文獻、《資本論》等經濟學文獻中把這種理論努力推向了頂峰。唯物史觀具體化的標志是找到使本質內涵得以呈現出來的中介形式、“具體”自己的規律性存在等。從唯物史觀具體化的視角入手，我們可以越发清晰地掌握住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唐正東教授首先指出，唯物史觀具體化的問題是當前學術界的一個很是重要的問題，原因有兩個方面：其一，國外學界的反本質主義思潮，左派學界基于政治視角的批判理論，空間性、地方性批判理論路徑的生成，國內學界面對具體對象的理論需要，都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尤其是唯物史觀的具體化問題凸顯到學術的前台和中心。其二，如何理解“具體”很重要。用“具體”來攻擊一般過程理論，只要使具體停留在經驗具體的層面；而像唯物史觀那樣追求曆史過程理論的“具體化”，則使“具體”上升到了具體總體的層面。《資本論》中的資本就是這樣的具體總體。
在引出問題後，唐正東教授對這一問題做了深入分析。唯物史觀是一般曆史觀層面的科學觀點，它是馬、恩在批判德國唯心史觀的過程中形成的。但纵然是《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們也已經開始了具體化的曆程，表現在透過對施蒂納的批判，揭示了“唯一者”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基礎。在該書第三章“聖麥克斯”中，生産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與階級利益對立的線索，纵然是在“費爾巴哈”章中，馬、恩也已經開始了具體化的努力，盡管在第一部门中只羅列部落的、古典古代的、封建的所有制及分工形式，但第二部门及第四部门中均已談到資本主義階段交往形式與生産力的內在矛盾即生産力與勞資關系的矛盾。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曆史考證版第2版）》的第三卷中，編者在“前言”中說，《形態》的重點不是批費爾巴哈，而是批施蒂納的第三章。此說法的焦点是把馬、恩關于資本主義的觀點與其關于人類曆史進程的觀點割裂開來，凸顯“具體”的獨立意義，而不是“具體化”的理論意義。《形態》中的具體化進程才開始，因而還尚未在此問題上得出進一步結論，譬如具體化的中介形式、具體化的標志、具體化的要领論特點等。所以，其主要貢獻是一般曆史觀的生成。
接著，唐正東教授例舉出馬、恩推進唯物史觀具體化的一系列巅峰之作，其中有政治史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德國農民戰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有經濟學批判著作：《資本論》。唐正東教授強調，但怎麽讀這些著作至關重要。唐教授認爲，學界有人把《霧月十八日》、《法蘭西階級鬥爭》讀成了政治自主性的著作，一切偉大的世界事變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笑劇）；將《德國農民戰爭》讀成了宗教問題研究，這就像前幾年把《資本論》中讀成經濟學著作一樣，漏掉唯物史觀具體化的重要理論維度。唐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在政治史著作中，馬、恩致力于研究處于本質層面的生産方式的內在矛盾性是如何通過政治鬥爭（法國）、宗教鬥爭（德國）的形式而表現出來的，並著重梳理法國階級鬥爭的曆史發展規律和德國農民戰爭背後的反宗教鬥爭的發展規律。在《德國農民戰爭》中，恩格斯不是去伶仃地分析德國農民通過宗教而展開的政治鬥爭，而是從德國工業和商業當時的狀況去分析差异階級的破裂，通過宗教政治鬥爭而結成三個營壘，然後再去分析從15世紀末開始德國農民戰爭的過程，一直到路德、闵采爾領導的農民戰爭，雖失敗了，但結論是不會這樣結束。國外學者以《霧月十八日》馬克思不把政治受決定于經濟利益爲由，以此來制造馬、恩對立說，其實是不對的。馬克思的解讀也是這樣的，恩格斯的此書更是如此，它像極了《資本論》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論述要领，“現實的個人”是生産方式的特性如何在現實文化政治語境中的個人身上呈現出來；在經濟學著作《資本論》中，“具體”是資本主義經濟過程，唯物史觀的具體化表現在把這個具體不是看作資本作爲物的發展過程（像古典經濟學家），而是看作社會經濟形態過程，因此，資本的神秘性來自于社會關系維度的特殊性。唐教授總結，以往的研究中只把這些著作視爲曆史學和經濟學著作，錯失了總結馬、恩對具體化規律的探討，而僅僅從曆史學和經濟學維度的探討，也不足于掌握這些著作的深層內涵，因此，《德國農民戰爭》成了探討宗教問題的著作，《霧月十八日》成了探討國家相對自主性的著作。馬、恩唯物史觀具體化的標志是：對具體的研究是否上升到具體規律的層面；對具體的研究有沒有找到本質內涵得以呈現的具體中介形式；有沒有把具體與一般放在曆史辯證法的關系中來理解。
然後，唐教授談到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首先要研究馬哲尤其是唯物史觀是如何指導中國具體實踐的。他認爲，這體現在對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深入研究上，因此，我們要深化對這些理論的創新性的認識，但同時也要研究這些創新理論是如何把對“具體”的認識提升到“規律”層面的，以便發現其對人類曆史一般規律的意義。能重視對"相結合”完成得好的標志的認識、能上升到“規律”層面的“相結合”，就是“好”的“相結合”；如果只是得出零碎的、經驗的一些結論，那就不能說"相結合”的“好”。當代中國共産黨人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實踐探索中，不只是停留在敢想敢幹上，而且還是提升到了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層面上來深化認識、提升實踐。由此，中國的實踐不僅具有中國的“具體”意義，而且還對于人類曆史一般規律也有“一般”性的意義。中國式現代化新门路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是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就是要找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具體化的中介形式，找到中國實踐的規律性認識，由此具有普遍意義。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兩者的辯證結告，而不是簡單相加。中國傳統文化有優秀的思想，但如果不跟馬克思主義相結合，那也可能朝另一種偏向發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如果不跟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就可能找不到中介形式。
唐教授列舉並總結了國外學術界對馬、恩唯物史觀具體化問題理解的指導意義和局限性。他認爲國外學界在誤解唯物史觀之“一般曆史性”的前提下，把這種具體化理解爲從“抽象”轉到“具體”，由此開始了對“具體”之直接哲學意義的探尋。這種思路在世界觀上就與唯物史觀有較大收支，在本質上是實證主義的。英國學者克裏斯多夫·阿瑟在延續索恩雷特爾“交換抽象”的前提下，僅從交換關系的角度（而不是生産過程）的角度入手，看到了交換價值的統治职位及自我運動特性，從中提煉出了形式辯證法，並認爲是與黑格爾的看法運動辯證法一樣的。阿瑟的優點在于抓住了資本自我運動的特性並試圖總結出這種運動的形式辯證法維度，但他的問題是沒抓住馬克思關于資本自我運動自我增殖的深層解讀：這種自我運動不是來自于資本的物的維度，即交換價值的維度；而是來自于其社會關系的維度，即剩余價值剝削的維度，因此，不是神秘的，而是矛盾運動的。意大利的奈格裏、美國的哈利·克裏弗從“具體”中直接解讀了政治的內容，前者從“貨幣”中解讀出勞資鬥爭的階級鬥爭內容，後者從商品中解讀出政治鬥爭的內涵，這種思路的優點是掌握住了商品、貨幣中所包罗的矛盾和對立性，但因沒能把它放在社會曆史過程中，因而未達到內在矛盾的層次。馬克思的“具體”是唯物史觀(曆史觀)具體化後的“具體”，不是實證的具體。因而是具體總體，思維具體，是思維掌握具體後的産物。所以，他關心的是“具體”的內在矛盾，而不是權力統治的抽象性；是曆史發展而不只是抽象批判。由此也帶來的“具體”之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問題。唐教授指出，外在的規律的確具有異在性，無論是從神性、絕對精神還是從抽象人性的角度來談，這是以人無法掌握自身所處的社會曆史過程的本質爲前提的。反對神性外在規律的主體啓蒙思想在實踐上對應于近代手工業資本主義，那的確是個主體征服一切的時代，盡管機器在使用，但它只不過是主體之手的延長，在消解了外在規律但又未意識到曆史內在規律的時代，主體是最自由的，但那只是曆史暫時性的自由。資本主義大工業時代，機器體系的出現使人對社會生活的複雜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人們開始接受有些東西是無可奈何的。不僅英國人安德魯·尤爾在1835年的《工廠哲學》中看到了物質生産與生産組織發展的規律性。問題聚焦在這種規律到底是什麽?馬克思說，這種規律不是物或資本自己的規律，而必須進入唯物史觀的視域才气發現的規律。人的勞動過程表現爲資本增殖過程，其原因不在于人或資本，而在于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矛盾性。因此，曆史規律是複雜現代性之表征。國外學者談資本的價值增殖過程時，真的把它理解成了資本是個能夠自我增殖的神秘之物。這種解讀完全誤讀了馬克思。對馬克思來說，資本能自我增殖，完全依賴于其社會關系屬性，因此，是雇傭工人的勞動過程是建構著資本的自我增殖過程的表現形式。對規律的新理解也帶來對新主體性的理解。啓蒙時代的主體性是缺失規律性前提下的主體性，強調人的自由能動性。黑格爾的主體性是過程中的自由，是定在中的自由;我們現在的主體性是創新的主體性，創出來的要確保是新的，就要遵循規律。馬克思《共産黨宣言》中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注意此處不是個人的自由的發展，而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只有通過社會關系的曆史性發展，才气做到每個人的自由發展。人本主義強調人性論基礎上的個人發展，存在主義強調存在論意義上的個人發展。一旦只強調個人的自由發展，就很容易走向觀念論或唯心論，因爲觀念或思想推動著個人的行動，這是日常經驗的認識。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客觀唯物性，均來自于社會性的維度，來自于複雜現代性的維度，來自于新世界觀的維度。
最後，唐教授對本次講座的主題做了總結。我們爲何要推進馬、恩唯物史觀的具體化路徑的研究？這不僅是爲了推進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過程的理解，而且涉及對具體現實意義的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如果只具有具體的維度是不完善的，更應當看到這一偉大實踐在一般層面上的意義。
在講座最後的交流環節裏，聽衆踴躍向唐正東教授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如“學術界有一些學者提出馬克思生産邏輯到資本邏輯的轉變，從馬克思的文本看，這一轉變是存在的嗎？這一觀點和唯物史觀的具體化問題是否有關？”“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前的文本，如《1844年手稿》等，是如何展現他的曆史觀的？”“我們在一個很複雜的現代社會裏怎樣從複雜中提煉出觀念的基礎呢？”“您怎樣理解《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曆史科學”看法？”等。唐正東教授隨後就這些問題進行了細致入微、旁征博引的回覆。近三個小時的講座內容豐富，深入淺出，邏輯嚴謹，引人入勝。唐正東教授對“唯物史觀的具體化路徑及其理論意義”相關論題的深刻掌握不僅令聽衆受益良多、交相稱贊，也極大地激發了各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領域相關話題的研究興趣與認同。
供稿：李佳星
校稿：石福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