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卢黎歌教授的邀请，美国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克莱顿（Philip Clayton）教授，在留美学者王治河博士的陪同下，19日晚做客我校第99期“学而论坛”，主楼A203座无虚席，走廊和门外也挤满听众。克莱顿教授一下飞机，就搭车直奔讲坛，他滑稽的讲座把严肃的学术讲得生动易懂，与学生犀利提问的对话交流，更是热潮迭起。
生態文明建設是近年來全球的熱點，也是交大學子最爲關注的話題。克萊頓教授“建設性後現代主義與生態文明”的講座，向交大師生介紹了美國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學者對此的思考。他認爲，中美兩國的相助對于兩國以及整個地球的未來都有著極爲重要的意義。從美國、特別是西方的曆史來看，領導人做出決定並不總是從爲了配合的福祉。他著重談了三點看法。首先，近幾十年的消費模式並非是可持續性的。大約有200年之久，西方一直追求一種現在被许多人稱爲現代主義的政治和經濟。這樣的政策，可以說與人類當前面臨的全球生態危機有直接的關系。第二，相對于美國和歐洲在20世紀大部门時間裏所接纳的那些災難性的政治和經濟決策，的確存在著他種選擇。最後，中國必須對21世紀的中國發展政策作出深思熟慮的決策。
克莱顿教授认为，社会并非人类独占，只有我们的生态系统繁荣了，我们才会繁荣。现代哲学家之所以易犯某些错误，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看法：小我私家优于社会，社会是为小我私家而存在的。所以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就成了美国现代主义理想的代言人 。
他说，国家的目标就是要将每一小我私家的自由最大化。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教导说：国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男性）公民的生命、自由和工业。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径直引申了这一传统，他认为，只有当某人的行为直接损害了他人，国家才可限制该人的自由。任何行为，只要差池他人造成伤害，都属于“私人规模”；只有像杀人这类的直接造成伤害的行为，才属于公共规模，应受到政府的限制。 相对于这种“自由化的”政治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则是团体化的。 我们认为，国家的作用就是为了社会的福祉而事情。许多我们的小我私家决定——我们买什么，用什么，我们业余时间干什么——都对其他人，其它生物发生影响，因而成为我们的公民同胞体贴的工具。不直接伤害他人，这一尺度已远远不够了。在一个后现代世界，我们必须体贴所有人的生长，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体贴我们配合的幸福。
生物学教导说，生命之网是一个由种种体系组成的体系。我们在制定政策、做计划时，最好贯彻这一思想倾向，因为如果我们让自己违背生物康健的条件，我们这个种类最终是不行能存活的。 如果小我私家和国家都继续只是争取经济利益和舒适，生态系统就会凋零，物种会继续灭绝，也许上亿的人类会丧失生命。如果不将科学与世界的精神传统结合为一体，人类纵然可能活过现在这个世纪，但留给后人的将是一条千疮百孔之路。
他說，中國今天的領導人已經承擔起了一項很是了不起的、雄心勃勃的事情。唯有充滿勇氣的人，才會爲了實現一種新型人類文明（中國領導人稱它爲生態文明）而走到一起來。
艰辛普?克莱顿是耶鲁大学哲学博士。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教授, 美国历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美后现代生长研究院副院长, 哈佛大学客座教授。曾任美国加州大学索诺马分校哲学系主任。汤普顿研究基金获得者。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科学与精神追求项目”主任。主要著作有：《心灵与突现—从量子到意识》；《进化与伦理》；《科学与精神追求》，《科学与逾越》等。此次他和王治河教授（中美后现代生长研究院副院长）应邀加入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30周年庆典运动。他们利用紧张的一天间隙，栉风沐雨专程顺访西安交大，给我校师生带来了精彩的陈诉，并与PP电子学院的师生座谈，商讨今后的深入相助问题。
撰稿：盧黎歌
2010-10-20
